7月17日上海世博中心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，台下不仅有中国官员和企业高管，还出现了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、柬埔寨首相洪玛奈、泰国总理阿努廷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发表了致辞。同一天，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》在上海签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托卡耶夫亲自到场——就在几周前，华盛顿还因为哈萨克斯坦“在中美AI之间保持中立”而表示强烈不满，威胁将其排除在美国主导的AI合作之外。现实是，越来越多国家正用行动回避被迫选边的 ultimatum。

我想提出一个判断：特朗普这两年在对华策略上，最大的政治发现不是关税本身有多有效，而是他终于看清了一个残酷事实——与中国正面硬碰并非可行之策，付出的反噬往往落到自己头上。作为商人出身的政治人物，他更快认识到这一点；但出于国内政治需要，他仍然不得不对外保持强硬，做出看似激烈的贸易动作，从而为自己留有台阶。

看最新的账目就很明白。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2026年上半年数据：货物贸易出口总值11.4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3.2%；前5个月进出口合计20.68万亿元，同比增长15.3%；5月单月贸易顺差达1054.3亿美元，5月出口同比增19.4%，集成电路出口几乎翻倍。即便在特朗普7月24日宣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60国征收约12.5%新关税之后，中国对美出口并未崩盘，乃至在与AI相关的商品和高端机电领域继续增长。好比你挥舞大锤砸墙，结果锤子先变形，而墙纹丝不动。

再往前看，8月7日他签署行政令，把多晶硅、硅片、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纳入232条款，设定最低进口价格并加征约15%的从价税，12月4日生效。表面上这一刀很猛，实际上美国本土的多晶硅产能远不足以满足国内光伏装机需求，这种政策首先会抬高美国下游的装机成本。之所以还要推出这样的措施，更多是因为政府在国内缺乏其他能向选民交代的可见“作为”——许多对华动作实际上带有明显的政治表演性质：明知效果有限，却不得不做以示强硬并找到政治出路。

在AI领域，华盛顿试图拉拢所谓“35国选边站”的做法，本质是沿用冷战时期的分裂剧本。但今天的世界与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同——那时美苏各有独立的体系与市场，彼此的商品可以选择不买。现在的AI产品和服务最终面向的是全球同一批客户：需要降本增效的企业、政府与开发者。要求德国车企不用中国的AI模型、让日本电子厂放弃中国的存储芯片、或让韩国造船厂绕开中国的稀土和磁材，成本谁来承担？

成本差距非常直观：像DeepSeek-V3处理大规模代币输入的成本仅在几十美分量级，而某些西方同类模型的相同任务可能高达数十美元。这样的价差，采购决策很难被意识形态口号所左右；采购经理们要对自己的KPI负责。换言之，面对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和极低成本，试图通过技术封锁来实现完全脱钩的努力在很多场景里行不通。

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上海大会上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。中国在开幕式上提出了围绕全球AI治理的四点建议，主张构建“公正合理”的全球治理体系，强调不搞小圈子、不划红线、愿意开源并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。实际上这意味着一个很现实的选择：愿意和中国合作的国家可以更快、更便宜地获得算力、模型和落地方案。与美国那种封闭、高价、排他性的路径相比，中国提供的是开放、低成本、普惠的选项。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或者区域伙伴来说，账算一算就明白了：用更便宜的方案能更快推动发展。

西方媒体热衷把2026年的中美AI竞争比作“AI冷战”，但这个类比问题很大。美苏冷战时期的两个阵营在经济和市场上有明显隔离，而今天中美的技术竞赛最终要面对同一个全球市场。技术角逐的结果，是被市场和成本所裁定的，不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宣言。

苹果公司的现实选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库克这一年里在中国市场采取了多项本地化措施：与阿里巴巴合作推进中国区iPhone的AI本地化，与百度接洽智能功能接入，甚至与本土存储厂商商谈内存供货。美国商务部对此表示不满，称此举挑战了美光等美国企业利益。但库克显然在权衡利弊后作出了判断：如果在中国不采取这些动作，iPhone在高端市场的份额会继续被华为、小米、OPPO等侵蚀，公司的营收和利润将受损。董事会和投资者关注的是每股收益，而不是口号。

所以，要判断中美关系的走向，别只看口头上的强硬或制裁名单，而应关注市场选择与成本结构。特朗普所确认的现实是残酷但明确的：在许多关键领域，强硬对抗中国并非有效战略，更多时候是被迫的国内政治动作；在技术和产业层面，谁能以更低的成本、更开放的姿态服务全球客户，谁就更可能赢得市场。